宁波传明酸批发零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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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掌握了消费者会因为什么原因、什么目的去购买产品，才能制定出针对性的营销创意。天创认为，营销大多是以消费者为导向的，根据消费者的需求来制定产品，但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对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的分析才能使整个营销活动获得成功。脑白金能够畅销数十年，从它间断的广告和广告语中就能看出端倪：过节不收礼正是利用了国人在过节时爱送礼的特性，而作为保健品，两个活泼老人的形象在无形中驱使晚辈在过节时选择脑白金，相信如果换成两个年轻人在说广告语，影响力就下降很多。
这里的产品优势分析包括品牌分析和竞争分析。只有做到知己知彼，才能战无不胜。在营销活动中，该品难免会被拿来与其他产品进行对比，如果无法了解该品和竞品各自的优势和劣势，就无法打动消费者。在某次营销类课程中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课程中的实作模拟中，两位学员进行销售情境模拟，其中一位扮演销售人员的学员在整个过程中对该品和竞品都缺乏足够的了解，导致另一位学员只能通过直观的感觉来交接产品特性，终导致整个销售过程以失败告终。营销的目的也是如此，通过营销手段，让消费者了解到该品的优势，进而产生购买欲望是营销活动中重要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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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税降费是每年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之一，今年的全国两会也不例外。　　根据发布的2018政府工作报告量化指标任务落实情况显示，2018年全年，共为企业和个人减税降费1.3万亿元。这意味着，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定下的1.1万亿元减税降费任务，已在当年年内超额完成。　　目前，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减税降费被提到了突出位置。减税降费的根本目标是赋能中国经济增长，通过逆周期调节，确保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不滑出合理区间，此外还要赋予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功能，确保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2019年的减税降费将会呈现哪些特点？减税费和稳增长之间如何实现平衡？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在接受《中国周刊》专访时指出，今年的减税政策，不但要实现扩内需、降成本的效应，更要针对稳预期发力，让企业拥有长远的预期，增加长期的投入，微观主体的活力。　　从特惠式减税到普惠式减税，　　从税基式减税到税率式减税　　中国周刊：2018年减税降费任务能够超额完成，其原因是什么？　　刘尚希：2018年，中国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减税降费。　　减税降费包括两方面内容，减税和降费。其中，降费既包括行政事业的降费，也包括社保的降费，两者差异较大，但整体来说都涉及企业负担问题。　　2018年，中国的减税远远超过预期，是因为中央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作出调整，加大了减税的力度；而到2019年，减税的力度还会更大，这也是考虑到经济下行的压力所作出的决策，既是稳增长的需要，也是转型升级、培育新动能的需要。　　中国周刊：减税和培育新动能之间，有怎样的内在联系？　　刘尚希：培育新动能，就要微观主体的活力，让它们不仅眼前有活力，还要在投资、研发、创新等各方面有长期打算。只有这样，企业的活力能持续，为结构优化、转型升级提供动力，由此形成新动能。　　减税只是一项政策，而新动能的培育需要多方面的政策发力，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只有各项政策形成合力，才能真正在落到企业身上时，产生综合效应。　　除了相关的政策以外，其实改革也很重要，包括要素市场化配置问题、土地制度问题、金融体制问题、社会体制问题，以及国企体制问题等，在这些领域都应加快推进改革，如此才能更好地微观主体的活力。　　中国周刊：和以往相比，今年的减税政策，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　　刘尚希：我认为有四个特点，一是减税力度会更大。关于这一点，政策信号已经很清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已多次强调，要加大减税降费力度，市场对此也已经有了预期。　　二是减税方式上也会更加完善。一方面，从特惠式减税转向普惠式减税，实际上在2018年底已经呈现出来这种苗头。另一方面，从税基式减税转向税率式减税。过去主要通过税基提供优惠政策，往往都有三年五年的期限，而通过降低税率来减税，则是一种更具有确定性的方式，透明度更高。　　三是能更有效地引导预期，改善预期。因为通过普惠式减税和税率式减税，确定性程度更高，因为税率下调一般需要通过法律程序，往往结合了税制的改革和完善，带来的减税没有期限，大家的预期就更加稳定。从这一点来说，今年的减税和2018年的减税相比，更加符合中央的“六稳”要求，特别是在稳预期方面。　　四是减税效率更具有综合性。以前的减税效应多集中在扩内需、降成本上，今年的减税政策更加针对稳预期，不但产生稳预期的效应，同时具有扩内需、降成本的效应，这也是2019年减税政策的一个重大特点。　　中国周刊：税率的调整往往和税制改革相结合，需要通过立法程序，而减税是一项较为紧迫的任务，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刘尚希：税率实际上是一个决策程序，涉及修法的程序，或者有些即使是条例规定的，也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比如增值税，现在就只是一个条例，但下一步也要出台增值税法，正在研究起草之中。　　也就是说，凡是涉及税制要素调整的，比如税率变化，必须经过法定程序，“税收法定”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基本原则，必须要落实。推动税收法定进程，涉及税率，无论税法还是条例，都需要走法律程序。一旦进入法定，就比较稳定，对引导预期有着积极的作用，而且透明度较高，大家有直接感受，对社会心理的影响也较大，获得感会更强。　　中国周刊：一直以来，中国的税制改革都以“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为目标，在“宽税基”和“低税率”之间，应如何平衡？　　刘尚希：我们常说，“低税率”“宽税基”，宽税基意味着过去一些零打碎敲的优惠政策要减少，在税基上不能过多地做文章，否则税基就会碎片化。现在我们的优惠政策太多了，优惠政策往往就是在税基上做文章，将税基缩小一些，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减税力度能有多大？相信不是专业人士很难算清楚。所以从整个社会心理的角度来说，通过降低税率减税，社会的满足感和获得感会更大。　　而且，通过缩小税基来减税，可能在三五年期限内是有效的，过了期限以后就不知道该怎么走了，对于企业来说就没有预期，在投资、研发等方面也就不能做长期打算。所以，要实现长期稳预期，就必须从税基转向税率上做文章。　　此外，从国际惯例来看，评价一个国家的税负，也是以税率，而非以税基为指标。高税率会增加税负的痛苦指数，如果能转向税率式减税，降低中国税负的痛苦指数和在世界的排名，也有利于引导舆论，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所以，我们的减税方式，将更多从税基转向税率，针对税基的优惠政策要清理整顿，让税基更加完整，这样一来，税收收入的减少幅度也就不会像预期那么大。　　需要强调的是，税基取决于两方面，一是税收制度的规定，二是经济自身的发展。经济发展了，蛋糕做大了，税基也就扩大了。当然，做大蛋糕只是从理论上增加了潜在的税基，真正要扩大税基，还需要通过税收制度规定，要通过征税的对象来确定。通过对优惠政策清理整顿，使税基更宽广，企业的负担就会被摊薄，企业也更容易承受。　　中国周刊：具体到2019年，在减税政策上会有哪些着力点？　　刘尚希：如果说2018年减税的主要着力点是在个人所得税，以及对小微企业的减税方面，那么在2019年，我认为着力点主要在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上。因为去年已经在个人所得税上做了文章，企业所得税方面，今年可能会有所考虑。　　增值税已经全覆盖，和制造业的关联更紧密，因为目前增值税有三档税率，制造业多适用高档税率，服务业则多适用低档税率。因此，对增值税税率进行调整，对于制造业而言，肯定有更大更直接的助力作用，可以帮助制造业转型升级，摆脱当前的困境。现在很多的资源、人才、资金都流出制造业，对中国世界工厂地位的稳定和制造业的创新发展都是不利的。　　因此，从政策角度，如何通过适度降低增值税的税率来实现减税，既能达到稳预期、扩内需、降成本的效应，同时也能精准定向制造业，为制造业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促使制造业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中国周刊：增值税三档变两档的建议，过去业内一直在提，现在是否已经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刘尚希：增值税三档变两档是一个方向，迟早要做的，目前2019年的具体方案还没有出来，但可以肯定的是，增值税税率肯定要适度下调。　　因为增值税是中国大的税种，减税的着力点自然是要放在大的税种上来考虑。而增值税税率的高档恰恰是落在制造业，所以只要针对大的税种，针对增值税的高一档税率进行调整，毫无疑问，将会为制造业带来大的政策效果。　　也就是说，既有稳预期、扩内需、降成本的总量的宏观效应，实际上，还有发挥结构性政策作用的效应。因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发挥结构性政策的作用”，所以今年的减税政策也会在此发力，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对制造业会有明显的效果。　　做好稳预期，是财税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　　中国周刊：针对企业减税降费，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话题就是社保降费，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刘尚希：社保降费的问题，其实更多的是涉及大量中小微企业，因为这类企业过去缴费大都不太规范，甚至有些企业直接逃费。所以现在一提出要规范缴费，交由税务部门征收，就给中小微企业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带来更大的担忧。比如担心会“秋后算账”，会要求补缴此前漏缴或未缴的社保费等。我们在中也能看到，一些小微企业因为这种担忧而选择退出市场，注销企业等，这就涉及稳预期的问题。　　所以从社保降费角度，无论在征缴方面，还是在社保体制改革方面，都需要进行一个重大的改革。严格征缴是对的，但过高的社保费率也应降下来。我觉得要朝着“适度的费率”和“更宽的费基”这个角度做文章。　　首先，缴费的面要扩大，如果只是少数企业交钱，收到的钱是有限的，即使费率很高，可能还是会入不敷出，收不抵支。其次，适当地下调费率，同时要严征管。当然，在给付标准上，比如养老金支付水平增长如何调整等，还要有一套规则，给大家一个预期。　　我认为，涉及社保费率和征缴方式，不光要给企业一个预期，同时还要给社保缴费受益人一个预期，这也是很重要的，不光是养老保险，还有医疗保险等，都需要给受益人预期。如果对这些涉及民生方面的政策没有稳预期，仅仅针对企业做文章，那么这项制度是不完整的。否则老人可能会担忧社保费率下降后，养老金没有保障，医保费率下降后，医疗费没有保障。这就涉及社会保险制度的改革，必须是综合性的、一体的。　　现在中央提出来“六稳”，其中稳预期不仅针对市场主体，也针对社会成员，针对不同的利益群体和不同的阶层，不仅经济方面要稳预期，民生方面也要稳预期，不能搞过高的承诺，更不能去“吊胃口”。如果老百姓有预期了，企业有预期了，那么社保改革面临的压力就能得到化解，否则这些压力都会叠加到政府身上，政府就难以权衡取舍。所以在改革中，预期和沟通工作做好了，很多压力就化解了，改革方案的推出就会顺利得多。　　在现代社会，政府和市场的沟通，和企业的沟通，和老百姓的沟通，和利益群体的沟通，我觉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因为任何一项改革，尤其是财税方面的改革，一举一动都关乎老百姓的“钱袋子”，都关乎老百姓眼前和长远的利益，所以这种充分有效的沟通，对财税体制改革，社保体制改革，以及当前减税降费政策的实施都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周刊：对于政府而言，同样需要在财政收入上稳预期，在你看来，如何在减税和增收之间获得一个平衡？　　刘尚希：的确，现在面临新的形势，经济下行会带来减收，减税实际上也会带来减收，社保降费同样会带来减收，这些都会给财政带来支出压力。因为原有一些刚性的社会性支出，比如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很难减少，如此一来，收支缺口就会扩大，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适度扩大赤字，提高赤字率，债务也就要适度地增加。　　但是综合来看，适度地提高赤字率，扩大债务，风险是可控的。因为我们对风险要综合考虑，对财政来说，虽然财政风险扩大了，但由此化解了其他公共性风险，比如经济下行的风险。所以，在财政的风险和其他公共性的风险之间要有一个权衡，这也是制定财政政策的基本原理。　　也就是说，不能仅看财政自身平衡的问题，否则可能财政风险小了，但其他公共风险大了，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公共风险大了，而在经济下行趋势下，税基、税源都在收缩，反过来又会增大财政风险。所以怎样为培育新动能发挥财政的作用，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去实现中央提出的“六稳”，兼顾短期和长远，结合总量和结构。不仅财政可持续，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要可持续，公共风险大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持续；财政风险大了，财政也不可持续，这都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要做到可持续，实际上就要对各种各样的公共风险和财政风险进行综合平衡，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有四大平衡，比如收支平衡，信贷收支平衡，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现在在新时代、新条件下，主要的平衡应是风险的平衡，我认为这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公共风险大，就适当地加大一点财政风险去化解，财政政策的力度就要更大一些；如果公共风险小了，那么财政力度就可以降下来，财政风险就会变小，两者之间平衡就都能实现了，不仅实现经济社会的整体可持续，同时也能实现财政自身的可持续。　　中国周刊：但是，财政自身的风险该如何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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